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科学院成立。
2010年，中纪委曾将400多名市级纪委书记召集到北京培训，被评价为“一竿子插到底”。2014年2月，中纪委着力收紧“办案权”和“提名权”：“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垂直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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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进行何种尝试，中国的廉政建设仍得看这些重要城市的反腐实绩与地方创新 。除了选拔人才之外，对基层纪委定位的革新也需配套进行 。如果一定要在制度设计上对纪委书记赋予监督方面的实权，那么赋予他们“制度性的勇气”和相应的激励亦是必须 。
接下来的日子，同事们见我也都礼让三分，以前在媒体行业学来的谦恭全都用不上了(党媒某种意义上论资排辈的现象相对严重，新人端茶递水、打扫卫生的事都没少干) 。那段时间，两位部长如有应酬，总会带上我，理由也很充分：小李在省报工作过，外宣上人脉经验都很多 。
一是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 。对于之前传出的中国的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件事，相信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实际水平和美国之间的差距 。且不说2014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6成，即便有一天中国的GDP总量真的赶上了美国，中国经济在创新能力、研发水平等方面仍然难望美国项背，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的稳定性依然很强，社会仍充满活力，远没有我们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 。目前，美国经济不但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而且在页岩革命、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再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只是由于两党之间的政治纷争，导致奥巴马的外交回旋余地大大缩小 。一年后白宫换了主人，中美关系又会是什么模样呢？而中国面临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需要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务 。
从如何鼓励二胎说到转移父母监护权，似乎说的有点远了 。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可能在逼近――社会抚养时代 。二胎政策遇冷，说明家庭抚养方式在大多数家庭已经不足以支持人口的正常更替；大批的留守儿童无人监护，说明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个体化的子女教育 。我对此的看法是：如果说一个问题“不是钱的事儿”，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多半就是“钱不够” 。既然“手工化”养育的成本已经上升到家庭和社会都承受不起，那么转向社会化抚养就是必然的结果，总比放弃抚养和正常生育要好 。
这让我联想到著名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 。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个政治宣传广告，其中警察驱逐抗议学生的情景描述有部分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名誉侵权 。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对于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导中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 。最后，《纽约时报》胜诉 。
不过，沙利文案确定的“实际恶意”原则，主要针对的还只是发生在民与官之间的侵权官司 。而崔永元、方是民却是自然人，均属“民”的范畴 。所不同的是，两位又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双方在人格权保护方面都具有适当克减和发言时需具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对并非具备明显“实际恶意”的言论，理应适度容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