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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小孩的qq头像 :温家宝回应“政策不出中南海房价越调越高”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06-18 08:26:02  【字号:      】

 如此说来,庆安火车站民警开枪事件,其必要性和合法性都成了问题。作为涉事单位,一方面赔偿死者家属并安置他们的生活,一方面肯定开枪警察的行为。如此 “左右逢源”,既弥补良心的不安,又安慰下属,最终还避免上级单位追查开枪的责任。如果没有 “高人”在幕后指点,反倒更为可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请 “高人”指点,可能只是为摆脱困境的权宜之计;反之,则是涉事单位的惯性思维使之然。换句话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一方面无视民众生命,一方面鼓励警察开枪,此外还懂得缓和舆论压力。这样的 “娴熟手段”,真的让我们不寒而栗。

 而各级党委的主要工作,就是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把党管好了,才是真正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同样,政府也只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应该把社会的事交给社会,市场的事交给市场,对企业应该主要进行事中事后的法律监管,而不是事先的行政审批。这在《决定》中也有很多表述,是另一篇文章的事,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对官员来说,庸官太平官好做,锐意改革无比艰难,而且充满凶险。百姓能不能在舆论上、在行动上给与其更多的支持和声援,常常是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之一。尤其是在 “搞死搞臭官员”变得相对容易,诬陷和举报官员几乎没有成本,官员一语不慎就可能被拍照录音恶搞的现实语境下,百姓的力挺,格外珍贵。

 美国美林银行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仅中国政府就会为它的反贪腐运动付出1000亿美元的经济代价。这里需注意的是,美林银行估算的经济代价应该是所谓 “机会成本”,即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因选取某一方案而放弃另一方案所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

 但1956年后,国际上爆发了波匈事件,国内发生了 “反右”运动,使得毛泽东对法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逐渐走上了否定法治、推崇人治之路,当时已经可以出台的刑法、民法等多部法律都不让出台了。再之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受到不点名的全面批判,新中国的法治进程猝然中止。随着大跃进、大炼钢铁、四清运动直到 “文化大革命”的一拨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的发生发展,中国在人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文革”时期达到人治的顶峰。正如《决定》所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上不仅有成功经验,更有 “深刻教训”。

 说到鞭炮带来的死亡和污染,有人会辨称,汽车也有同样问题,有噪音,有污染,车祸死亡率比放鞭带来的死亡更高,为什么不去禁汽车呢?我的回应是,汽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这种发明是人类为提升自身福利而创造出来的,是技术进步和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福利,它虽有种种弊端,但其利远远大于弊――无论是噪音还是污染,远远比不上它最大的利益,为人类节省了最稀缺的资源――时间。而且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类正清醒意识到汽车之弊并借助科技发展努力限制其弊端。而鞭炮的产生则完全是非理性的,它的出现纯粹是一种愚味认知的产物(认为鞭炮能吓走某种传说的怪物带来吉祥),它的存在也经不起理性的审视,有百弊而无一利,除了滋养那种虚幻的传统认同外,剩下都是祸害。




(责任编辑:刘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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