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科学院成立。
独生子女乃至失独家庭是时代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并非自然形成,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觉自愿”,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些公民生育权的让渡和牺牲之上,具有某种强烈的政治色彩、奉献意义。1980年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并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这是计划生育的开端。随后,国家将其定为基本国策,延续三十多年。
近几年,电信诈骗层出不穷,日益猖獗,不仅造成了人民群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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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立法者可能认为70年的问题没有那么迫切,为了不影响《物权法》的出台,所以算一个妥协的安排 。但在居民财富的绝大部分都和房子有关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但不管如何,要么修改《物权法》,要么在《土地管理法》或者《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予以明确 。
所以笔者一直坚持,对于70年后的问题,必须遵照《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以及象征性收费的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想无偿收回,让民众的房子漂在空中,或者高价续期,再卖一次地皮,都是民众无法接受,更是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不允许的,如果以此来试探,甚至挑战民意,那意味着突破了某种底线,后果不堪设想 。
相比于一般朝九晚五周末加班薪水可怜还要被老板骂的一般上班族,凤姐的“奋斗”绝没有她渲染的那么悲情,这是一条高效、快捷的终南捷径 。因此我格外不理解,人们赞美凤姐的“励志”,究竟在赞美什么?赞美她出名的方式,还是赞美她洗白的方式?
从如何鼓励二胎说到转移父母监护权,似乎说的有点远了 。但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都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可能在逼近――社会抚养时代 。二胎政策遇冷,说明家庭抚养方式在大多数家庭已经不足以支持人口的正常更替;大批的留守儿童无人监护,说明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个体化的子女教育 。我对此的看法是:如果说一个问题“不是钱的事儿”,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多半就是“钱不够” 。既然“手工化”养育的成本已经上升到家庭和社会都承受不起,那么转向社会化抚养就是必然的结果,总比放弃抚养和正常生育要好 。
所谓不能解决的部分,就是满足大多数家庭的中产阶级生活预期 。但这里的中产阶级绝不意味着“中等收入” 。在中国当前语境中,“中产”意味着生活水平超出80%以上的家庭,如果不是90%的话 。在一个劳动者平均月薪2500,一半居民可支配月收入不到1500元的国家,中产梦至少意味着一套城区大面积公寓,一辆中等轿车和一两万元的月薪 。这显然不是可以靠制度改革能解决的矛盾 。更何况中产标准不是一个静止的尺度,而是会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是永远挂在中国年轻人面前十米的胡萝卜 。